浅谈黔江唐钟的历史文化内涵

木彡

黔江唐钟，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重庆市民族博物馆，通过它既可以了解唐代铸钟的高超文化艺术，也可以窥见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管理政策，它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达文化、勤劳智慧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唐钟进行解读。

黔江铜钟

一、唐钟是铸钟的代表

唐钟是唐汧国公赵国珍所铸①，因属唐代制品而得名。该钟现在原黔江县玉皇阁，清嘉庆十年署教谕周枝鲁修建圣庙时从玉皇阁移置到学宫大成殿外②。钟体修长，钟壁垂直，通高1.43米、顶径0.45米、口径0.78米，重约400公斤。双连头蒲牢口衔宝珠作钮，造型古朴，钟体布玉版纹，“钟月亮”铸于钟腰，胸部阴刻笔力浑厚的“金紫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兼黔府都督御史大夫持节充本道观察处置选补等使汧国公赵国珎（珍）”和“大吉利、愿平安”44字。该钟质地主铜，掺锡铅等金属，硬度适中，布局恰当，造型精美，铭文清晰，承受比例协调，工艺水准高，炉火纯青，一蹴而就，具有唐代铜钟的典型形象。其浇胃口在钟体顶部，仔细观察能看出两个对称的浇胃口，这也是中国古代铸钟之技艺精华。它音质纯正，轻击圆润、深沉、古雅；重击纯厚、宏亮、庄严。“屡经火韧，完好如初铸。叩之声音宏亮大而远闻，余韵逾时不歇”③，“金钟飞韵”为黔江古胜景之一。“钮铸金鸡滴水，鸣更不差时刻。嗣因土寇不靖，金鸡毁而钟尚存，盖前唐之法物也”④，就是描述的黔江唐钟。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对唐钟的评价：“黔江唐钟已符合珍贵、稀有的一级文物标准”，其复制品陈列于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它是迄今保存在土家族地区最为完整和时代最早的大铜钟，是现存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唐代八口古钟之一。可见它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是唐代铸钟的典型代表。

黔江铜钟

钟钮

钟月亮

二、唐钟是战争的产物

南诏是洱海地区兴起的六个部落之一。隋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史万岁率兵南征，消除了云南的割据势力，云南重新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随着唐王朝的建立，中央对云南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唐朝在云南设置羁縻府州，基本上恢复了汉晋时期中央在云南设置郡县的规模。唐太宗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直属唐朝统治。这时，吐蕃奴隶主政权统一了青藏高原，势力逐渐强大，他们南下占领了云南洱海地区和四川西南部，严重威胁到唐朝对云南的统治。唐朝中央政府为了打击吐蕃势力，一方面加强军政设施，一方面扶持南诏，加强对洱海地区的统治，使南诏在政治上归顺了唐朝。唐玄宗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封其子阁罗凤为刺史。在唐朝大力支持下，南诏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先后打败其他各诏，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政权，成为唐朝抗御吐蕃的西南屏障。

铜钟铭文

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皮罗阁死，诏立其子阁罗凤袭职继位。八年，唐玄宗封阁罗凤为云南王。在阁罗凤执政期间，完成了对云南各部的统一，辖境已包括今云南全省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阁罗凤积极吸收中原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和唐朝的往来。与此同时，唐又册封边将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性情偏急而寡谋，虔陀骄横而狡诈，对人不以礼数相待。“南诏常与其妻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谴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⑤。由于唐的边将对南诏进行种种苛求、压制、无礼行为，导致南诏阁罗凤愤怨，因而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发兵反唐，围攻虔陀并杀之。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发动天宝战争，当鲜于仲通率兵进攻南诏时，阁罗凤派军将表示为张虔陀之事道歉，愿意遣返南诏所俘唐军将士，表示与唐和好如初，并分析当时吐蕃威逼的情形，警告说：“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⑥。但无论阁罗凤怎样解释、向唐将表白自己的忠诚，都被拒绝，“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太和城，为南诏所败。自是阁罗凤北臣吐蕃”⑦。南诏叛唐以后依附吐蕃，接受吐蕃“赞普钟南国大诏”的封号。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唐再次发动天宝战争，宰相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使，遥制征讨阁罗氏的军务，强行征发二十万士兵，命令李宓带领再次进攻南诏。双方在太和城下决战，唐军惨败，死者十八九万，李宓被沉水淹死。“天宝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统治政权。

阁罗凤叛唐以后，四处用兵，掠夺财物，扩张土地。当时赵国珍为牂牁郡充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少数民族首领赵君道之后，由于杨国忠屡遭惨败，中书舍人张渐认为赵国珍有武略，又十分熟悉南方地形及民风民俗，推荐赵国珍征战并委之以重任，相信他一定能大获全胜。杨国忠于是奏请唐玄宗，诏任黔州都督府。就这样赵国珍得以出任黔州都督府都督，奉命征讨阁罗凤叛乱。

赵国珍出任黔州都督府都督之后，他强将增兵，重守边防，终于遏止了阁罗凤的北进骚扰，稳定了黔州局势，巩固了西南边防，黔州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赵国珍在五溪十余年，北有中原“安史之乱”，南有云南“阁罗凤叛唐”的严峻形势下，“护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州封境无虞”，“天下方乱，其所部独宁”⑧。

时黔江三屯乡地处黔州边防要塞，“自古屯兵者皆於此树大将旗鼓”，“赵公以黔府都督之尊来阅兵於此，特铸铜钟”，“蒲牢一吼四界俱闻” ⑨，“欲震百蛮而宣威风”⑩，黔江唐钟便是在这时候铸造的。可见，赵国珍铸铜钟，上书“大吉利、愿平安”，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鼓士气、振威风，以固边防，阻止阁罗凤的骚扰，稳定民心，使人民安居乐业、平安吉祥。

三、唐钟是权力的象征

从先秦以来，中原王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基本一致，只要少数民族臣服于中央，定期纳贡觐见即可，中央王朝不干涉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风俗、文化，少数民族首领对本民族事务拥有独立的管辖权。

铜钟铭文

赵国珍出任黔州都督府都督之后，铸造唐钟，除了振军威，同时也炫耀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所谓“张其功、扬其名”。黔州都督府（相当于今省军区）建置（治所彭水）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领思、辰、施、牢、费、夷、巫、应、播、充、庄、牂、琰、池、矩等十五州⑪。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黔州为黔中郡，依旧都督施、夷、播、思、费、珍、溱、商等九州。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在彭水置黔中道（相当于今省），仍以黔州都督府为军事依托，兼领充、明、劳、羲、福、 犍、邦、琰、清、庄、峨、蛮、盘、鼓、儒、琳、鸾、令、那、晖、郝、总、敦、侯、晃、柯、樊、稜、添、普宁、功、亮、茂龙、延、训、卿、双、整、悬、抚水、矩、思源、逸、殷、南平、勋、姜、袭等五十一州⑫。其势力范围分布广，“旧领五县，户5913、人口27433。天宝县六、户4270 、人口24240。在京师南3193里，至东都3271里”⑬。其辖地今东到湖南溆浦、沅陵，南至广西凌云，西到贵州毕节，北到湖北建始，大致相当于今湘鄂渝黔边区结合部。

赵国珍身兼数职，既是黔州都督府都督，又兼黔中道最高长官，集黔中道军、政、法大权于一身。说明他在军事上多谋善战，在政治上治国有方。从唐钟铭文可以看出，他先后担任了“工部尚书”“黔府都督”、黔中道“观察、处置、选补”等使，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地位。同时他又是“金紫光禄大夫”“御史大夫”“汧国公”，具有很高的封爵，其地位之显赫，在当时是少有的。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当地官绅在黔州城南为之竖立“唐黔南节度使赵国珎（珍）德政碑”⑭。大历三年九月（公元768年），在他因病死后，唐代宗又赐以太子太傅，说明他在当时历史上可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铸唐钟，正是他显赫地位和权力的一种象征。

四、唐钟是社会的镜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中央对少数民族大多采取羁縻制度，通过和亲、纳质、盟誓、册封、互市等手段与他们和睦共处。各少数民族纷纷要求内附，于是唐朝在这些内附的民族地区先后设立了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羁縻县，唐王朝的疆域也得以迅速扩大。

铜钟铭文

赵国珍所铸唐钟，文字不多，仅44字，却十分珍贵。结合其它史料研究，可以从中反映出唐中央政权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而可以窥视唐中央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

《旧唐书·列传》记载：赵国珍（？——768），苗族，牂柯郡充州人，少数民族首领赵君道的后裔。可见赵国珍并非生于黔州，他何以能出任黔州都督府并身兼数职，管辖同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黔州？除了他拥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这与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府州制有密切关系。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内地的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为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控制，唐政府采取了建立“羁縻”府州制的措施，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控制，进而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所谓羁縻州府，就是外族附唐政权受到朝廷的册封而形成的州府体制，唐政府对依附于自己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原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的州县，有别于普通州县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散布在广大边疆地区。其中的都督和刺史均由原来部族首领充任，他们有觐拜朝廷、贡赋版籍、执行朝廷命令、出军从征和承办下达任务的义务，但它们的贡赋、版籍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而由它们自己管理，实际事物仍旧由自己掌握。这些州府之间因所处的位置与唐廷远近而有很大差异，对朝廷的态度也不尽一致。他们与普通州县构成了唐朝控制本土腹地和四夷边疆的基本格式。《新唐书·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对此有详细的解释：“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束，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羁縻府州首领的产生是世袭和册封相结合。唐政府在羁縻府州内保留了原来部落首领、酋长的政治地位，所有的羁縻府州均由该地区的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同时就是部落酋长，他们率领整个部落参加府州政权。这些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后，世袭制就变成天经地义的了。但这种世袭制必须经王朝审批册立方为合法。既然没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国家也就无从向居民直接征税，而只好由酋长呈交贡纳了。但各个部落的酋长头目不能擅自立为王侯，更不能自封为都督、刺史，他们的官衔职务和名号爵位都须朝廷封赐册拜，一般还要派出使臣前往册封地方才有效。所谓“羁”是马笼头，“縻”即牛缰绳，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将少数民族中的人民群众比作“马”和“牛”，充当马笼头和牛缰绳的是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分子，而抓住马笼头和牛缰绳，不让马和牛跑掉的则是唐朝中央统治者。正如宋代的统治者所说，朝廷设置羁縻府州，不过是“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⑮。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羁縻府州官员的治权，自然是放手不管的。故《桂海虞衡志·志蛮》中说：“大抵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实质上册封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承认。羁縻府州首领更多的是对原民族微妙的政治关系的体现。

从唐太宗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开南中”⑯起，至贞观年间，唐朝先后在今云南境内设置了南宁州、黎州等104个羁縻府州县。又在今湘西和贵州境内先后设置牂、充、应、矩、晃、明等羁縻州县。在今四川境内设置了黔州，领思、辰、施、牢等15州。天宝年改为黔中郡，依旧都督应、充、明、劳、羲、福、犍、邦、琰、清、庄、峨、蛮等51州。这些州县建立起来之后，唐朝即通过当地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对西南地区从事积极的经营。为了能够使这种经营活动进一步深入，唐朝对边疆进行开拓的过程中，招抚了西南少数民族上层首领，至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已经把西南民族地区置于南宁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邕州都督府、安南都督府、黔州都督府的统摄之下，一步步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企图达到最终统一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目的。

留存至今的唐朝文献记载羁縻州比较集中的是《新唐书·地理志》。根据这个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唐在西南地区设置的羁縻州县很多，分布很广，比较集中的是南宁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黔州都督府、邕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下面分别简述其建制情况。

南宁州都督府  南宁州都督府所辖羁縻州为36州，其中有10州在今滇南、滇东南壮族聚居区，分别是严州、秦龙州、归武州（今河口、屏边、马关、砚山等县）、禄索州、龙武州、汤泉州、郎茫州（今河口、屏边一带）。据《新唐书·志》记载，郎州下 ，武德元年，开南中置南宁州，乃立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堤、泉麻、梁水、降九县。武德四年，置总管府，管南宁、恭、协、昆、尹、曾、姚、西濮、西宗九州。五年，罢总管。其年冬，复置，寄治益州。七年，改为都督，督西宁、豫、西利、南云、磨、南笼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仍割南宁州之降县属西宁州。八年，自益州移都督于今治。贞观六年，罢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宁为郎州也。领县七。味隋废同乐县，武德元年复置，改名同乐 ，升麻 、同起、 新丰 、陇堤 、泉麻并与州同置。户六千九百四十二。在京师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北接曲州。

姚州都督府    其势力分布于古滇王国蛮夷地区，共13州。据《新唐书·志》记载，于州，武德四年因古滇王国民多姚姓，置姚州都督，并置十三州，异州、五陵州、䄂州、和往州、舍利州、范邓州、野共州、洪郎州、日南州、眉邓州、醿备州、洛诺州。

邕州都督府    统辖26州，绝大部分是僚人居住。据《新唐书·志》记载，椳州，下设八县：正平、富平、龙源、思恩、饶勉、武招、都象、歌良。归顺州本归淳，元和四年更名。思刚州、侯州、归诚州、伦州、石西州、思恩州、思同州、思明州县一：显川。万形州、万承州、上思州、谈州、思琅州、波州、员州、功饶州、万德州、左州、思诚州、曷州、归乐州、青州、得州、七源州，皆右隶邕州都督府。

安南都护府    所辖州府共41个。据《新唐书·志》记载，德化州永泰二年以林睹符部落置。县二：德化，归义。 郎茫州永泰二年以林睹符部落分置。县二：郎茫，古勇。 龙武州大历中以潘归国部落置。县二：龙丘，福宇。 归化州县四：归朝，洛都，落回，落巍。 郡州土贡：白镴、孔雀尾。县二：郡口，乐安。万泉州县一：陆水。 思农州县三；武郎，武容，武全。 为州县三：都龙，汉会，武零。 西原州县三：罗和，古林，罗淡。 林西州县二：林西，甘橘。 思廓州县三：都宁，昆阳，罗方。武灵州县三：文葛，甘郎，苏物。 新安州县三：归化，宾阳，安德。 金廓州县三：罗嘉，文龙，禄荣。 提上州县三：长宾，提头，朱绿。 甘棠州县一：忠诚。 武定州县三：福禄，柔远，康林。 都金州县四：温泉，嘉陵，甘阳，都金。谅州县二：武兴，古都。 武陆州开成三年，都护马植表以武陆县置。 平原州开成四年析都金州之平原馆置。县三：龙石，平林，龙当。 龙州 、武定州、真州、信州 、思陵州、禄州中宗时有单乐县，后省。 南平州、西平州、门州、馀州、岿州、金邻州仪凤元年置。 暑州、罗伏州、儋陵州、樊德州、金龙州、哥富州贞元十二年置。 尚思州贞元十二年置。 安德州贞元十二年置。

黔州都督府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将隋黔安郡改为黔州，管辖彭水、都上、石城三个县。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又置盈隆、洪杜、相永、万资四县。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建置了黔州都督府（治所彭水），少数民族首领田世康为黔州首任刺史，领导务、施、业、辰、智、充、应、庄等九州。后又置费州、夷州，都督思、辰、施、牢 、费、夷、巫、应、播、充、庄、牂、琰、池、矩等十五州，庄、琰、盘、矩、明等州为僚人聚居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黔州为黔中郡，依旧都督施、夷、播、思、费、珍、溱、商九州。又领充、明、劳、羲、福、 犍、邦、琰、清、庄、峨、蛮、盘、鼓、儒、琳、鸾、令、那、晖、郝、总、敦、侯、晃、柯、樊、稜、添、普宁、功、亮、茂龙、延、训、卿、双、整、悬、抚水、矩、思源、逸、殷、南平、勋、姜、袭等五十一州。其势力范围分布广，旧领五县，户5913、人口27433。天宝县六、户4270 、人口24240。在京师南3193里，至东都3271里。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客观上决定着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难以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漫长的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唐政府本着不干涉其原有统治秩序的政策原则，采取了与内地州县不同的统治方式。保留了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不触动原有的经济结构，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按其本民族的习惯去治理，使这些民族在本民族行政领导和经济管理上拥有相应的权利，也可以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所以，这个制度比较受到各民族的拥护，它在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朝廷与边疆各民族的联系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保证了国家对疆域内各族的有效统治，也实现了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促进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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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④⑨⑭光绪二十年《黔江县志·地域·金石》

③光绪二十年《黔江县志·地域·胜景》

⑤⑥⑦《旧唐书·列传》第147西南蛮

⑧《旧唐书·列传》第65赵国珍，《资治通鉴》也有记载

⑩《旧唐书·列传》第147西南蛮

⑪⑫⑬《旧唐书·志》第二十地理三

⑮《宋史·蛮夷传》三

⑯《新唐书·地理志》

来源：重庆考古网  图文：宋发芳